谢大宁：马关条约屈辱感中国人还没真正疗愈

我们常把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定在鸦片战争，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没错，因为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局，鸦片战争的确具备了相关地位与重要性，由之开始，一些敏锐的人便开始注意到了巨大变局的山雨欲来，龚自珍就是最重要的代表。但从真正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我们又总说因为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所启动的自强运动，才是中国现代化工作的真正起点。的确，这也是有证据的，因为许多现代化的事业，都是由此开始的。

但是如果说真正让整个中国社会都认识到必须现代化，不如此将导致我们整个民族的巨大伤害，这个时间点则又无疑必须从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开始算起，因为这场空前的挫败，如梁启超所说，它才真正震撼到了我们整个社会，也真正挫折了我们的民族自信。

也正是因为如此，因为我们惨败给了一个向来不在我们眼下的“小日本”，所以它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也给了由之而起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烙上了一些特殊的姿态，这姿态如果用心理性的描述的话，大概可以用“自虐”与“急切”来说吧！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对比一些民族的被迫走入现代化过程，就会很容易发现，很少民族在接受新的文化价值与文明规范的时候，会那么贬低自己原来的文化价值与文明规范的。就这点而言，中国几乎是唯一的一个特例。为什么会如此呢？在我看来，这和我们因为马关条约所带来的屈辱感是有关的。

从清末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来说，马关条约的赔偿金额并不是最高的，但伤害却是最深的，而在中国人的眼中，日本就算不是藩属，也是一个接受汉化甚深，而且仰赖中国的国家，但现在不只如此欺凌我们，而且因为明治维新，他们挟西方的价值来彻底羞辱了我们，这不正好简单证明了中国传统已经完蛋了吗？于是我们乃能那么快地看到了在中国社会中长出了那么大量反传统的思维，甚至我也以为即使是许多后来所谓的国故论者，以近乎义和团的方式来维护传统，其背后的心理也未必和反传统者有那么大的差别，因为其为自虐的背景，其实是很相近的。

左起：罗祥喜、谢大宁、王文隆。（中评社　倪鸿祥摄）

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就是急切，就这点而言，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显现的急切与躁进，就算不是唯一，也是很具代表性的，我们总很希望睡一觉之后，这个世界就已经完全改观，也是因此，它就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拿来主义”，既然传统不行了，就赶快丢掉传统，拿一个有用的东西进来吧。所以从戊戌变法开始，拿来主义就成了一种走马灯式的热闹景象，从照搬明治维新，君主立宪开始，在中国的言论市场上，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令人目不暇给的主义，真是多如过江之鲫。然而所有的主义之在中国，几乎都会带来某种程度的噩梦，为什么呢？我觉得李泽厚真是一语道破，也就是这些主义都是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状况下进来的，因为要救亡，所以来不及做启蒙工作，于是大家都一起囫囵吞枣，就这么让我们整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千万人头落地，付出了这么大的血泪教训。 

然而平心而论，我们民族已经从马关条约的屈辱中走出来了吗？我也许必须说，这种屈辱感其实一直还没有真正被疗愈，这点只要看目前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心理，就可以思过半了。我常认为，只要中国人一天脱不开这种心理，而日本也脱不开他们在二战并非败给中国的认知，那中日就终须一战，当然，无论结局如何，那都将是仇恨的轮回，也是中日民族的不幸。 

然则有什么方法可以脱离这样的轮回呢？坦白说，如果现代化乃是一个不得不然的选择，那么它就有赖于一种“真正的启蒙”，一种从我们民族传统的深度反省里，长出一种自觉的启蒙精神来，愿意以一种不求近利，不求速效的方式，真正来消化人家的好东西，来“创造性地转化”我们的传统，才有可能逐渐转化目前仍深深困扰着我们的文化形态，走出一条健康的现代化道路。 

但是这样一种看来有点迂腐的建议，真能让我们这个虽古老但却患了过动症的民族听进去吗？我希望，但我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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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圆桌论坛14日下午在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举行；主持人为台大政治系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张亚中，中评智库基金会副执行长罗祥喜受邀与会。参与论坛的学者包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泉忠。国民党文传会党史馆主任王文隆。佛光大学文学系教授暨研发长谢大宁。前国立中兴大学历史系教授黄秀政。台湾国际法学会执行长李明峻。辅仁大学日文系教授兼副国际教育长、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董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