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迷信西方是因为“政体思维”

“主持的尝试不一定成功，但今天的学习一定有收获”，作为主持人的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玛雅如是开场，精辟概括出这次读书会的中心思想。4月4日晚7点，在北京市三联韬奋书店举行的第一期法意读书会迎来了中国政治学界的著名学者王绍光教授，并以他的两本新书《中国政道》、《中国治道》为主线，展开了与潘维、欧树军、刘晗等学者的精彩对话。

谈起王绍光的成就，还得从名声显赫的福山说起。福山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很大程度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宣告破产。2004年福山修正了自己的观点，重新提出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而对于王绍光教授来说，福山这一转变显然过于迟钝，早在1991年发表的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一文中，王绍光就提出要跳出已经被过度意识形态化的政体思维，关注国家能力的重要性。20年后的今天，继《民主四讲》之后，王绍光把他对狭隘的政体视角的批评，变成了《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理论思考层次更高、更深刻的著作。

第一环节：新书介绍

在对谈的第一个20分钟里，王绍光首先介绍了两本新书的核心思想：批判“政体思维方式”。他指出眼下西方学界唱衰中国的思路还是秉承着传统的政体思维，即一个国家首先要被分类为民主政体、君主制政体或专制政体等。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等，追求在政体之间排一个优劣、好坏的序列。政体思维的本质是形式决定了实质，甚至形式决定了结果。接下来就衍生出一系列研究，包括政体会不会导致各种问题，包括腐败、环保等。唱衰中国的专家认为中国就是政体序列中的坏政体，终有一天走向崩溃。

但这种思维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对政体的分类本身很困难。在研究一个国家时，总是先给它扣上某一类政体的帽子，此时就会发现这顶帽子并不适合它，或者说区分不明确，需要添加各种花边作为修饰。但无论怎样修饰，政体思维始终无法真实再现国家的实际情况；第二，从历史角度，政体思维源自西方，却并不适合中国。当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给出他们的经典阐述时，古希腊由众多独立的微小城邦组成，为比较政治体制提供了可能，衍生出基于政体的思维方式。相反，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并不处于这种环境中，他们很早就生活在一个很大的共同体中，只讲“道（统治的目的）”和“治（统治的技术）”。诸子百家实际上就是有不同的“道”和“治”，后来延续的政治并不是其中的任何一家，而是一个综合。王绍光认为中国最早从西方引入政体思维的学者是梁启超，而“政道”、“治道”则是中国自身传统中引申而出，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和界定，这也是《中国政道》、《中国治道》两本书的基本思路。

第二环节：嘉宾对谈

接下来在主持人玛雅的引导下，其他几位学者对王绍光的观点纷纷做出评论。

首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欧树军发言，作为王绍光教授曾经的博士生，他非常熟悉王老师的思想。他指出，王绍光长期以来的研究都在探究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即国家能力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两本新书是王绍光近八年来关于这个源问题的新发现、新思考。在此基础上，欧树军提醒大家更加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中国人口众多、层级复杂、聪明人多，一个小县城的干部很可能具有治理一个国家的政治能力。因此，政道思维比政体思维更有助于帮助人们充分认识中国政治的复杂性。王绍光提供这样一个有益的视角，对于理解这种复杂性具有怎样的意义？第二，王绍光目前正在研究抽签与民主的关系，需要我们思考的是，抽签对于当下中国的民主乃至政治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抽签这样的民主机制对于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又有怎样的帮助？

在主持人玛雅的提议下，欧树军还就他最近提出的“群众路线制度化”问题做了阐释。他关心的是“群众路线”到底在中国当下有何意义？第一，他指出群众路线是非常现代的政治机制，不是落后、保守的，它需要被重新认识，被大大激活；第二，群众路线最初产生时，是个涵盖面很广，追求全面满足个人政治需求的政治路线。它不仅是干部主动走出来了解、解决基层群众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机制，也是组织群众自治、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机制。群众路线的制度化之所以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正是因为这一问题指向共产党如何治理，如何回应群众的需求，如何谋求更大的正当性。以王绍光提供的新视角来看，群众路线既有政道色彩，又有治道色彩。

接下来，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刘晗从法律的角度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发表了观点。他赞同王绍光教授的深刻洞见，认为政体与国家能力的关系是尤其需要重点关注。从法律角度来讲，政体类似于法治体系或宪法体系。一个好的政体未必就拥有真正的国家治理能力，乌克兰和利比里亚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而国家治理能力在法治领域的体现，就是法律能够发挥作用，能够真正有效实施，不要成为政体设计中的花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