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颜色革命的急先锋和马前卒

一、国际NGO：特征与功能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随着全球公民社会运动的兴起，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简称NGO)发展迅猛。目前世界上各类NGO达数百万之多，其中国际性NGO超过35万个，国际上确认的国际组织90%以上都是NGO。仅美国一国的NGO已经达到160万个之多(仅基金会就有4万个)，加拿大各类NGO达107.8万个(其中7.8万个慈善机构，10万个非营利组织，90万个基层组织)。[1]

所谓“非政府组织”，1950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288(X)号决议中规定：“任何国际组织，凡不是经由政府间协议而建立的，都被认为是为此种安排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1968年第1296号决议中重申了这一定义。对于其内涵，联合国新闻部曾做过较全面的解释：非政府组织是在地方、国家或国际层面上组织起来的非赢利性的、自愿的公民组织。这类组织面对同样的任务，由兴趣相同的人推动。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和发挥人道主义作用，向政府反映公民关心的问题，监督政策制定和鼓励在社区水平上的政治参与。它们提供分析和专门知识，发挥早期预警作用，帮助监督和执行国际协议。NGO日益成为继主权国家和超国家机构(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之后崛起的又一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其蓬勃兴起，是对人类社会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中所遇到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做出的反应和回答。

国际NGO是指那些成员来自两个以上国家、资金的来源和使用具有跨国性质的组织。根据不同的标准，国际NGO一般可分为操作型和倡议型。它们主要是以道德理念和价值观为核心，对国家施加影响。影响的方式主要有倡导新观念，唤醒公众的问题意识;发布信息，影响公众和舆论;采取抗议活动;参与国际条约的起草、制定、监督工作，使对象的行为制度化等。国际NGO希望借助联合国作为发挥影响的舞台，事实上已构成了联合国管理国际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2]本质上讲，国际NGO具有跨国性质，主要表现在组织目的和活动范围至少涉及两个国家；组织成员来自于不同的国家，经费的来源和使用具有国际性。

国际NGO主要活跃于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环境保护领域以及人权领域。有关国际安全与和平的国际NGO，无论是数量、规模、涉及范围、分布地区，还是影响力，都首屈一指。一些非政府组织因为成就巨大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如“国际禁雷行动”。它由最初6个国际NGO发起，到现在已经有1400多个NGO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次上开展活动。从中可以看出，国际NGO之间已不仅仅是组织内部的垂直联系，还有许多横向沟通，在一些彼此关注的问题上能够建立合作和互助关系。

截至2005年的统计，世界上享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2719个NGO，发达国家占70%，而发展中国家仅占30%;与联合国新闻部保持有“正式”关系的近2000个NGO中，发展中国家仅占16%。在大多数联合国会议上，至少80%以上的NGO与会者来自发达国家，穷国的声音很难被国际社会听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难以得到平衡和充分保护。也就是说大部分国际NGO网络的节点在发达国家，成为信息的接受和发送中心。美国和欧洲是国际NGO最核心的国家和地区。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又往往与发达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其总部一般设在西方，援助的项目资金大部分也来自西方，领导人员可能来自发达国家，开展活动的理念与方式也源于发达国家。再加上发达国家的国际NGO享有话语权，在议题的设置上有操控权，发展中国家的NGO事实上处于从属地位。[3]

现代国际政治，不仅国家行为体在起作用，非国家行为体影响亦巨大。国际NGO作为一种力量，构成了国际政治变革的重要动力。虽然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仍然是主角，但国际NGO发挥了约束、限制和影响国家的重要作用。这种影响可以表现为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对外交政策的干预，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包括正面和负面的构建），对全球化的应对等。

国际NGO主要以道德理念和价值观为核心，与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建立互动关系，形成一种网络，在志愿、互利、横向交往和交流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固定的联系和组织形式。在此过程中，国际和国内NGO通过“回飞镖”(Boomerang)模式来对国家施加影响：如果国家与其他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渠道被堵塞，国内的NGO就会绕过其政府，直接求助国际盟友的帮助，力求从外部对其国家施加压力，促使本国的政策发生变化。[4]应当看到，NGO具有双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正如英国《新科学人》杂志所评论的：“当它好的时候，会很好，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当它糟的时候，会很糟，它只顾自己，毫无责任可言。”

二、国际NGO：西方政府对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

在国家(广义上的政府)对外传播主体问题的认识上，西方国家认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同样重要。西方非政府组织（NGO）或配合政府的行为，为政府拉高声势；或补充、代替政府去完成政府不便出面或难以完成的使命。譬如美国对外推进民主一直是美国政府重要的对外战略目标。美国政府有很多机构直接从事海外推进民主计划，如“美国国际发展署”及“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等，这些机构为那些符合“民主标准”的国家提供大量资金，以促进和巩固全球民主。同时，美国广大的NGO在其对外推进民主的进程中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主要包括国家民主基金、国际事务国家民主研究所、国际私人事业中心、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国际选举体制基金、自由之家、欧亚基金会、卡特中心等。[5]很多NGO都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一定的政治利益，有的被西方利用当作对外渗透、干预和扩张的工具。西方国家将NGO纳入自己的轨道，将其当作可变通的实现自己目标的途经。尤其在“颜色革命”中充当急先锋的美国NGO，如爱因斯坦研究所，及其所属“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OTPOR(一个学生团体。塞尔维亚语“反抗”之意)，“自由之家”，“国际共和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等。

(一)NGO与“颜色革命”

对别国实施政治渗透，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是美国推行霸权政策的惯用手法，也是美国除军事手段以外推翻别国政府的一贯做法。数年来，美国对这种做法不断创新，以“推广民主”为包装，以鼓动有关国家民众开展街头抗争的方式，最终达到推翻政权的目的。这种做法被称为“颜色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NGO推波助澜，有时是赤裸裸的，有时又极其隐蔽。从以下事件中也可见其端倪：

1、在独联体等国家资助策动“颜色革命”。由于国际NGO在当前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重要，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对外政策中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NGO来推行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在独联体国家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中，虽然各个国家存在内在的政治、经济、社会诱因，但西方NGO无疑起了推波助澜和核心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