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上宽：为什么说永乐帝的功业能超越忽必烈？

稳妥的，和平的

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变”，对明王朝的国防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洪武时期，太祖朱元璋针对北方蒙古族及东南沿海的倭寇，确立了专守防卫的国防体制。一方面，对蒙政策采取藩王分封的策略，在长城沿线筑起一道屏障；另一方面，对倭寇的袭扰则实施了海禁与海防的对策，在东南沿海建起严密的防御体系。防御体系形成后，洪武朝后半期国防上暂时获得了安定局面。

但是，“靖难之变”引发的国内混乱不仅导致了国土疏于管理，明朝国防体制也受到动摇。

其一，内乱导致了北方藩王防卫体系陷入瘫痪，一直被打压的蒙古族趁机重新得势。其二，内乱期间，海禁、海防体制废弛，诱发海上走私贸易及倭寇扰边抬头。可以说，不管永乐帝是否愿意，他即位伊始就面临着重建南北国防体制的问题。但是，内乱之后，明朝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攻势解决国防问题。永乐政权首要之务是解决内政问题，全力巩固政权的基础。因此，在外政方面的主要对策只能是暂时维持现状，采取稳妥、和平的招抚政策，为内政建设营造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

利用瓦剌牵制鞑靼

当时，蒙古草原有两个强大的部族，一个是源自蒙元系统，位于东部地区的鞑靼部，另外一个是位于西北部的新兴的瓦剌部。特别是瓦剌部迅速崛起后，大大改变了蒙古草原原有的势力版图。在靖难之变最高潮时，瓦剌部派遣使者向燕王示好，并与鞑靼部保持距离，不断加强自己的实力。

永乐帝对蒙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彼此消耗实力。最初，明朝很重视鞑靼部，多次让他们来大明朝贡，但他们始终没想要归附明朝。反而是瓦剌部在永乐六年（1408年）主动来大明朝贡请封，永乐帝分别册封三位部族长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与之结成君臣关系。至此，利用瓦剌牵制鞑靼的体制初步完成。

这期间，明朝对蒙古草原的东西两端都采取了招抚政策。在东部的满洲地区，明朝积极招抚、拉拢当地女真族，使得众多女真部落归附大明朝廷，并逐一编入卫所。洪武年间设置的“羁縻卫所”仅有五个，到永乐中期数量已经有将近二百个，就这样，大明不知不觉中构筑起对蒙古的严密监视体系。

另外，在蒙古草原的西部，对于天山山脉东端的哈密王家，册封其王为“忠顺王”，设置哈密卫，作为对蒙前线基地，采取间接统治的策略。哈密王家原本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控制住他们，从对外贸易及战略角度出发都是不可或缺的措施。至此，永乐初期，由女真、明朝、哈密构建的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对蒙包围网正式形成。

重建东亚国际秩序

15世纪初，在永乐帝的推动下，迅速重建起东亚国际秩序。这一时期的特点在于，不仅是中国方面在推动，周边各国同样需要借助中国的权威。元朝势力的衰退对周边各国的政治变动造成多大的影响暂且不提，只是如同受到元明革命的连动影响，周边各国内部也相继发生政权更迭。

在朝鲜半岛，随着高丽的衰弱，1392年朝鲜王朝兴起并取而代之，永乐帝时期正式接受明朝册封。同在1392年统一南北朝的日本，也在时隔九百年之后主动向明朝称臣。在安南，胡氏从陈氏手中夺取了政权，永乐初期来华朝贡请求册封，但由于其夺权即位而招致疑议，最后发展成为明朝的武力介入，平定安南。谋求自身政权的正当化以及贸易往来，是这些国家来华朝贡请求册封的主要目的。

14、15世纪时期，伴随着东亚地区社会、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产生的倭寇肆虐、贸易圈的扩大等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当然这也暗示着东亚一体化的趋势与东亚各国政治层面的发展有密切有机的联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日本加入册封体制，它象征着东亚在政治上的一体化。如果日本愿意，东亚地区确实有接纳它的共通基础。

父子相同

实际上，鲜为人知的是，永乐帝的父亲太祖朱元璋也是忽必烈的信奉者。每当有事，他都会言及忽必烈在位时“四夷朝贡”的盛世，公正地评价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四海内外莫不臣服”这句话最能代表他言及忽必烈时的深思与向往。考虑到北元势力，他不能直接赞美忽必烈，但可以肯定他经常在心中欣赏忽必烈。对于曾经身为元朝人的朱元璋来说，忽必烈就是近在咫尺的存在，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但大明开国不久，他身为皇帝只能致力于稳固政权基础，不可能像忽必烈那样开疆拓土。对他而言，建立起大明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就已经足够了，不必要的对外征伐只能是浪费民力和财力。他在《皇明祖训》中规定大明为“不征之国”，严禁随便使用武力，这也正是他的政治体制的表现。他怀抱着对“忽必烈盛世”的憧憬，却始终没能成为忽必烈。

永乐帝展开了与朱元璋完全不同的积极的外交策略，他在位期间，明朝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虽然对蒙古及安南诉诸武力，但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周边各国来华朝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洪武时期。在东北地区黑龙江（阿穆尔河）下游流域设置奴儿干都司，将满洲完全置于明朝管辖之下。以对西藏的分割统治为开端，和西方的交流也日益频繁。洪武时期在西南地区云南等地实行的“土司制度”此时更加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