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为何不应持殖民进步论

台北新市长柯文哲是一位如假包换的政治素人，一方面与其政治对手连胜文迥异，后者的政治世家出身使之背负了“官二代”的负资产。柯氏家族中技术官僚的传统，以及相当亲民的行事作风，也非常符合年轻一代的理想诉求。所以上任伊始，一张他在地铁中没有座位，缩在一角的照片，甚至在大陆都引了一片赞声；但是进入政坛之后，缺乏政治经验还是让他屡兴风波。像在外交场合口无遮拦就是如此。

他近期接受《外交政策》采访时又说出“被殖民越久的地方就越进步”这样政治不正确的话来。如果他只是普通人，这样心直口快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可爱之处，起码与某些满口空话、假话与废话的职业政客相比是如此；但作为政治家，在当政之时就要跳出个人的经验世界，收束一下信马由缰，随心所欲的个人兴致，以在最大程度上谋得公共利益。

殖民主义固然曾经有过将某些地区带向现代化的例证，但它在人类历史上，起码在早期，往往更多的是与血腥的掠夺相联系。要知道殖民输出的原动力，绝非是为了慈善或是造福于殖民地区的原住民，而是出自赤裸裸的宗教、经济乃至政治利益角逐。所以在欧洲列强的殖民史上，除了土地、财富乃至人身自由的剥夺之外，殖民往往也与种族灭绝与清洗有关。这一点经历最为惨痛的还是非洲、美洲乃至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殖民主义与现代化以及文明没有多少关系，更多只是意味着死亡。

幸好，即使是在西方，这黑暗的一页也已然翻了过去，西方人也在反省自已过去的所做所为，并在实际行动上对过去的殖民行为做出补偿。比如2008年时任澳洲总理的陆克文，在国会上就过去野蛮的殖民同化政策，正式向原住民所受到的巨大伤害表示歉意。对这些被认为是“低贱无知”并且非常“不文明”的土著来讲，这些欧洲的“文明人”并非像他们自已所认为的那样，代表人道与进步。

但是殖民主义确实将不少被殖民地“拖进”了现代文明。我并不是西方文明中心论者，但我还是承认，在近代的数百年，中华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落伍了。以过去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为例，中国虽然在中古时就已经有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但是确实在市政建设方面，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距。无论是上海、天津还是青岛等中国城市，人们到现在还是会去探访那些殖民时代的旧建筑。据说在青岛，德国人一世纪前兴建的下水工程，至今还在运营。新加坡这座城市的早期规划，无疑也是拜殖民者所赐。就我所知，一直到1980年代为止，起码中国的很多中小城市与绝大多数农村，都没有像样的自来水和卫生系统。

台湾以及柯文哲自已的殖民经历，则让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与中国很多其它地方不同，自从甲午战败割台之后，台湾就经历了痛苦的日化、殖民化之旅。在民族与国家认同上，也存在巨大的思想势差。因此即使是皇民化运动之中，台湾汉人改日本姓氏者依然只占极少数。虽然如此，日据时期日本统治者还是在经济、政治、医疗、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推动了台湾的发展。即使是在日本战败之后，半个世纪的影响还是无所不在。

只要去台湾旅游，就可以感受到和风实际存在于台湾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渗透到了思想深处。柯文哲的家族更是如此。柯氏祖辈在日据时期，是受日本化影响较深也较为成功的技术官僚，后又在二二八事件时受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因此对殖民时代，自然存有本能的个人好感。

殖民主义这种以少数的外来侵略者，在极短的时间内，以一种文明优势论为借口，对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本土居民，作肉体与精神上的支配、掠夺以至血腥杀戮，并强迫其在文化上归化与妥协，以谋求遥远的殖民母国的整体与长远利益。时至今日，人类的文明程度已然达到了足以对此反思的地步。作为公共政治人物，无视历史中的教训而替殖民者张目，绝非是明智之举。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