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要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

一

这本《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是京沪五位青年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的思想结晶，也是策划编辑王海龙的成功。他们分析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得失，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而且诚挚地指出在新技术的时代如何改善党的建设和如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能为推介这本书写下一段文字是笔者的荣耀。

五位学者秉承了中式民本主义而非西式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不断告诫说：一旦脱离了人民，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泥足巨人。我热烈地支持这个观点。只有去动员和组织群众，党才成为党而非脆弱的行政机器。群众组织起来了，才成为人民。有了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有了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党的肌体才能不腐败，党才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照看好百姓的利益而非仅仅少数人的现代化。

五位年青学者还旗帜鲜明地反对把问题归结为“体制”、归结为所谓“威权”体制、归结为所谓“一党专制”。古今中外的所有国家都需要为解决新问题而不断调整政策，在政策调整中走向进步和文明。

二

我国依然有很多落后现象，其根子是相对的贫穷。我国人均GDP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所有欠发达国家的落后现象我国都有。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根本原因。高速发展经济，每十年翻一番，是我国解决落后问题的根本，是在人民共和国百年诞辰时完成中华复兴大业的根本。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进入第四个三十年之际，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需要回答以下的六大新问题。

(1)为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正确关系”总也说不清?(2)为什么群众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群众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3)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劳动大众的文明素质却越来越低?(4)为什么政府官员的学位越来越高，政府的质量却越来越低——拿百姓钱不当钱，胡作非为、奢侈浪费、贪污腐败?(5)为什么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但群众与党和政府却日渐离心离德?(6)为什么我国经济水准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经济发展却骤然失速?

上述六大问题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设是否不再需要人民而只需要资本家和资本?搞建设是否还需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组织起来才会有的人民，依靠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去维护人民的权益?

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抽象两分，却忽略了第三方，即百姓的要求。只要忽略经济是“经世济民”，我们就永远说不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公共政策上，我们与医疗和教育均等化的世界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当我们极力追求“一流”的大学和医院时，生活起点的公平就越来越少，生命终点的公正也越来越少，10亿人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艰难。在社会政策上，我们强调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而非传统的“以民为本”，还强调行政体系机械的“网格化覆盖”而非把群众组织起来“参与”。没有了自己的、有机的自然社区组织，还被行政“覆盖”，人民当家作主就成了空中楼阁。

人民在自己居住和工作的社区无法当家作主导致了四个严重后果。(1)有组织的科层体系面对无组织、无权力的群众，政府官员就胆大妄为甚至贪污腐败。(2)日常生活里缺少自组织、缺少公正，群众就被迫个人自保，自私自利，占彼此和公家的便宜。于是，公德沦丧，人人不满。当群众成了“治理对象”，变成了以钱为本的“屌丝”时，就成为无法治理的一盘散沙了。(3)现代化惠及的人越来越少，文化和体育日渐属于少数人，高素质属于少数人，群众就不再信任党和政府，不再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就对反党言论听之任之。(4)群众生活中的“小事”里缺乏公正，群众就无赖化，就同情和效仿钉子户，就让政府疲于维稳，就迫使政府也无赖化，经济建设的“大事”就办不成了，比如东北高铁久久进不来北京城。

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曾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第二，国民党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当共产党感动了这个上帝，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上帝就帮共产党“移山”。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减租减息”，到真正实现“平均地权”，共产党时时惦念每家每户的疾苦，人民也就坚决支持共产党，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到共产党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