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后现代理论大家是怎样玩坏中国革命的？

本文从已经成为常识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话语出发，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重新探讨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阶级、政党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出现了抛弃政党政治，追求去中心化的“没有政党的政治”。在他们看来，阶级政党的政治价值已丧失殆尽，党国体制已不合时宜。但我们通过考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历史，意在指出，革命的对象或者说阶级敌人从来就是具体的，“文化大革命”并非革命的终点。巴丢和鲁索等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终结资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政党存在，阶级关系存在，群众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这种专政就不可能消失，政党政治就不可能轻易被抛弃。这是我们从“文革”中得到的教训。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

一、挫败：一种普遍接受的常识

20世纪60年代的幽灵还在纠缠着人类，并呼吁我们对“革命”和“共产主义”进行再探讨，从而为当下的解放政治做好理论准备。本文的论点简单而直接：若要复活共产主义理念，我们不能求助于第一世界的眼镜，通过形式的形而上学来进行论证，相反我们只能从第三世界的阶级视角出发，挖掘天使与魔鬼俱存的真正的革命辩证法。

今天，全球资本主义高歌猛进，摧毁了社会主义的成就，如经济平等、人类解放以及人民民主，而这些是由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这种破坏一直在继续，直到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之为“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的到来，于是，无论东方西方，“革命”这个词汇——更不要提“共产主义”——在知识界已经成为禁忌。当真正的革命遭到无情唾弃，流血牺牲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共产主义成为“独裁”、“非理性”、“压制民主和自由”的代名词，让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望而却步。

社会主义世界的解体并非那么彻底。中国的改革创造出了“奇迹”，并且成为一个例外，其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又维持了三十多年，而且还在持续下去。在全球经济中，中国不仅是一个崛起的新星，而且在世界体系中已上升为第二大经济体。

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当下没有文献能比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两场革命》(Two Revolutions)和《现代性与革命》(Modernity and Revolution)更富启发性了。在《两场革命》中，安德森试图描绘出两场革命——苏联和中国——的不同轨迹，并且阐发了两场大转变的不同后果。除了关于两场革命本质已有的“常识”性知识，安德森补充说，与俄国革命相比，中国革命相对来说准备期更为长久，这就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确立主权提供了更坚实的权力基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带来了两个成果：国家独立和国内和平，安德森如是说。①

当安德森说“纵观全球，如果说20世纪是由俄国革命的发展所主导的，那么21世纪将由中国革命的后果所塑造”，②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他借助“常识”性知识来理解中国革命时，他便误入歧途。安德森说：“中国共产党照搬了斯大林统治下所形成的苏联模式，由此发展出了统一的纪律、威权的结构和统率的习惯。”③

对有些西方左派和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中国是共产主义失败历史中的例外。这些人承认“威权国家”或“官僚机关”导致了苏联政权的解体，但中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相反，“威权国家”恰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通过加速全球资本积累，中国也圆融无碍地加入了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最后天堂。

不无讽刺的是，导致苏联共产主义失败的常识却成为中国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得以延续的原因。正如安德森所说：“21世纪的中国是世界—历史的全新事物：它结合了两样东西——经济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中国都应被视为压倒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都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国家。”④

这里“资本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概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于是就有了我们的问题：首先，是否可以说普遍接受的常识，可以用于解释俄国与中国革命的不同后果?真的有两种不同的后果吗?如果我们采纳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虽然一个依赖能源经济，一个是出口导向经济，俄国和中国不都是资本主义的某种变体，并最终创造出类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吗?其次，这个大家都接受的普遍常识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常识?最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什么?从理论和实践来说，资本主义经济能否与共产主义国家共存?革命、共产主义和阶级到底意味着什么?

二、何为共产主义革命?

如果回到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对常识有更深入的理解：“何为共产主义革命?”25敌人是谁?目标是什么?实现目标的方法是什么?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定义革命的敌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26

更为具体的目标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这是奠定共产主义社会和所有人的个人自由、行动和独立的基础。他们进一步解释说：“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27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8

但是如何实现这些共产主义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答案是共产主义革命：“他们(指共产主义者——引者注)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29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为我们提供革命的方法，那么列宁则直接应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强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先锋党理论——作为统一的战斗力量，共产党有着高度的政治意识和组织纪律。由工人阶级的先锋党去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这是暴力革命的历史必然。这也是工人阶级先锋党的最终消灭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最终“自行消亡”的历史前提。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说：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30

在阐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列宁做出了如下总结：“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31

于是有了列宁著名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32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政党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