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和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印度和中国的那些文化差异，了解印度社会必看！

游客游客 201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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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印度社会了解的深度肯定是不够的，但是通过学校这个系统的运转，以及深度接触上到学校管理层这样的印度精英，下到没接受过任何教育的来自本地村庄的家政人员，再加上我对印度宪法治理及运转的研究观察，个人认为，以下三点文化对比，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人与印度人打交道的常规性难题。

1、（中国人）一诺千金 VS （印度人）随意积极表态

先说一个相对浅显的文化差异。中华文化是一种自省和自制文化，如何对待自己的承诺，往往被看作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我们将诺言的兑现当作是考察对方人品的组成部分。“言而无信”是要被鄙视的，“一诺千金”是美德。所以，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老子说：“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约束，不论在商务谈判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轻易表态或承诺，往往通过潜台词表达一个大概。当我们说出什么时，那意味着，我们是一定要去实现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一项责任，那就是不要轻易误导别人，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影响其他人对自己生活的规划或行为的设定。所以，做不到的，我们要让对方明白，我们做不到。当然，我们的拒绝也会是含蓄的，比如说，“我再考虑考虑”，或者“我们再研究研究”。

在印度的日常生活中，很少听到拒绝，哪怕是含蓄的拒绝。你听到的更多的是，“没问题(No problem)”，“好的(Teek)”，还有无数多的“一分钟就好”或“五分钟就到”，或者明天、下周等时间承诺。

当“一诺千金”的中国人，遇上了不把“承诺”当回事或者用很肯定的态度表达“拒绝”的印度人时，痛苦是真实存在的。

2、（中国人）只问结果 VS （印度人）无结果责任意识

中国整体上是一种大一统文化，看重内省和自制，关注程序公正的压力小，形成了重实体的传统。改革开放后的实用政治，进一步强化“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结果导向。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人的衡量，也是结果导向，基本上以成败轮英雄。

不同于中国的融合文化，印度是一种多元化共存模式，一直是各种宗教和文化并存。这种多元化和多样性共存模式，让印度人不得不重视程序，重视参与过程；但想构建普遍有约束力的道德标准是很难的，因为这需要基于有共识的文化身份认同。缺乏一种普遍有约束力的文化认同，也让界定和衡量什么是满意的结果变得困难。

结果责任意识的缺乏已经投射到公民的日常思维中。说个很具体的笑话，实际上就是发生在大学的事儿，不妨给这个故事命名为“真的有空调”。在北印度40多度高温的6月，校长请了一个知名美国学者来访。校长叮嘱他的助理，一定要一台带空调的车去接这位教授。助理给大学的合作租车公司负责人打电话，要一台带空调的车去接客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也的确排了带空调的车去接客人。当校长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位西装革履的美国教授全身湿透了。校长从他那儿了解到，他根本没有享受到空调服务。校长非常生气，质问助理，助理很明确告诉他，要的是空调车。校长又给租车公司负责人打电话，对方也明确说，排的是有空调的车。校长非要弄明白，又给车的司机打电话。司机说，我的车上真的有空调，只是那天坏了。校长无语了。

这么多人介入，似乎没有人思考，他们到底围绕着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服务。

当“只问结果”、缺乏程序意识和经验的中国人，遇到了只在乎程序参与、无结果责任意识的印度人，前者会感觉自己的工作完全陷入了不确定性，焦虑感十足，后者会感觉前者的态度太累人，明明自己已完成了责任链上属于自己的程序部分，至于结果走向何处，与自己根本无关。无结果责任意识，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有学者在比较中印的腐败问题时就发现，中国腐败也是很结果导向的，搞定特定有决策权的人，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而在印度，腐败也是民主化的，把整个链条上的人都行贿了，也不见得解决问题，除非你要解决的是一对一的小问题。

3、（中国人）礼尚往来 VS （印度人）得寸进尺

印度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比较明晰的分为家族内和家族外的二元文化。家族内，是一种基于传统文化的人际关系，家族财产通常不分割，家族成员间的身份和财富高度依赖，家族成员间存在非常强的互助关系。

印度人在家族外的人际关系却受其民主政治文化影响，存在明显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抗争性特点。

印度精英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权利本位，没有义务概念，也没有权利义务对等的意识。在印度，解决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都是权利。

印度这种关注短期利益和过分强调权利，跟中华文化形成了强烈的两种文化反差：没有礼尚往来的思维，在家族之外缺乏忠诚文化。中华文化倡导家国一体，实际上不存在家族内和家族外的二元文化，而是早已将家庭礼仪社会化。礼尚往来，是我们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中国文化里也有爱占小便宜的，但终究会有文化上的愧疚感。以印度人的视角，在家族外相处就像交易，是一次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努力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成功或失败她也就认了。中国人可能想，初次相处不必斤斤计较或这次做点让步，为下次交易打个好的基础，那就错了。印度人得到好处，不会感到亏欠，也不会想着回报，她或他只当作是个交易结果。如果你给连续给他两三次好处，他或她便认为，那已经成了她或他的权利。接下来不给，他或她还会问你要。中国语境下的礼尚往来，或者放长线钓大鱼，在印度语境里不好用。

印度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思维，也导致社会上的忠诚文化很弱。印度议员Shashi Tharoor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也很遗憾地指出，印度的忠诚文化就是“谁出价高跟谁”。印度不是民族国家，在家族外的文化身份认同，始终是困扰印度人的一个问题。现有的人民党在努力寻求以印度教为基础的文化整合，但也困难重重。所以，印度的忠诚度，还主要是以家族为基础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的政党、大的企业、律所等始终走不出家族。

总结一下，中国人把承诺看得很重，把结果看得很重，把互惠和忠诚看得很重，这已经是一种文化共识，并进而转化成了社会道德约束，我们非常习惯在这样一种有预期的规则下生活、工作和交易。不可否认，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快速发展，也在打破一些传统的东西，如出现的大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就说明“一诺千金”的根基在受到侵蚀；过度追逐利益和所谓的结果，让我们可以把家庭高度边缘化，甚至于不顾自己的健康；无则的忠诚，造就了不少冤假错案和寄生关系。但整体上而言，中国人对待承诺、对待时间的严肃性，浓烈的结果责任意识和礼尚往来的人际交往准则，还是有相对好的代际传承。

印度人长期的被殖民历史，让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对接面临着断层，传统的“德”消失，或只限于家庭，社会上也没有构建起普遍有约束力的职业伦理，乐观的信仰并没有帮助建立起一套法律之外的行为规则。政治程序化、政治市场化，是其为应对多元化和多样性社会而不得以的现代政治模式选择；利益短期化和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作为个体的公民应对这种市场化政治模式的最理性个人选择。这造就印度人很在乎家庭，也很在乎自己，出发点往往人情味儿很浓。当然，在家庭（家族）之外，印度人缺乏文化认同或道德约束，人际交往中，情怀、忠诚都不好使，只在乎能抓到手的利益。关注程序正义，让这个社会的很多决定得到了更充分的讨论，不至于冒进。但只谈权利，只谈程序，也让这个社会缺乏大局观、责任意识和结果意识。

当中国人遇上印度人，一般会出现四种神态：喜欢、焦虑、失望、愤怒。印度人爱微笑，不拒绝，中国人第一感觉是，喜欢印度人的热情。但不久后，就发现，印度人时间不确定、承诺不确定，很认真走程序却对结果不负责任……都是不确定啊，开始焦虑。热情地承诺都不兑现，自己作为礼仪的一片礼让，却被对方用来“得寸进尺”，失望情绪油然而生。还有极少数的印度人，外表傲慢无礼，做人做事斤斤计较，让有些中国人愤怒。